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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印开蒲的“追寻”,也变成了一群人的“追寻”。印开蒲表示,《百年变迁——两位东西方植物学家的影像重逢》一书,有近百人加入了拍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少数人的行为就变成大多数人的热爱。”新书出版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内和所外不少人来找印开蒲要新书和签名,印开蒲都一一满足。“对他们来说能够起到鼓舞他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信心。”印开蒲笑着说。
在研究方面,我找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主任,请她做我的导师和指导教师。起初,她对我的研究内容很支持。这位主任在堪培拉媒体俱乐部听说,一些她所认识和尊重的、在新疆做研究的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很担心,以至于自己在澳发表研究论文时也不敢署名。这位主任表示,这些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郑国恩所宣称的内容或许是不真实的。随即,她就被要求无限期病休离职,已经获批的研究经费也被取消。
“‘四千精神’之所以发轫于浙南,主要是当地受制于当时的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脱贫致富的愿望更强烈。特别是温州,改革开放之初,部分百姓的穷苦仍可用‘令人震惊’形容。国家级贫困县文成当时作过调查,称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为摆脱贫困,当温州民众看到改革第一线松动的光亮时,就蜂拥而上,经商办厂,迸发出令人惊叹的活力。”胡宏伟表示,他曾近50次到温州采访,对当地最强烈的印象是温州是一团火,点燃了改革开放;温州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可爱的人之一,他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流的是血和泪,这种艰苦卓绝更凸显了“四千精神”的分量。
李建军当日谈到,宋代现在为什么让大家比较感兴趣?因为宋代是一个最具风情的朝代,是故事最多的一个朝代,但也是最悲情的一个朝代。从宋代历史里,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中那些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又能刺激疼痛感的东西。这本书主要写的就是宋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时发生的史实。北宋闪光的人物基本都登场了,比如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王安石、蔡襄、蔡京、蔡卞。这些人物之间结成了新党和旧党,或者叫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激烈斗争。《蔡京沉浮》的作者借着两党之争,写了一种普遍人性的东西,写人性深处的悲哀。一个健全的社会,应有一种制度设计,使所有人人性中的真善美能够向上提升,而人性中的恶、阴暗面得到有效遏制。可是在一个制度完全不健全的社会,人性像洪水、像猛兽一样是没有制约的,所以北宋晚期新旧党人这两派就像两股忽然遭遇的野兽一样互相撕咬,这是最让人痛心的。